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雪林

 

“新闻学每年增加101个专业点，这种速度太不正常了。”昨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新闻传播院长国际研讨会上，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梓华指出，新闻学超常规发展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据统计，1994年以前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有66个，1995年到1999年增加了58个；2000年到2004年，5年共增加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67个；2006年，根据教育部高教司提供的数据，我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平均每年增加101个。“据最保守的统计，目前新闻学类专业点的在校生估计约在13万人左右，而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约为15万人。”

　　何梓华认为，由于准备不足，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师资紧缺，有的专业只有少数几个教师就招生了；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开不出来或者是滥竽充数；办学条件严重不足，其后果必然是教学质量和毕业生质量的下降。

　　对此，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建议，教育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设置新的专业，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坚决不予批准，并对现有的专业点组织教学评估，推动教学质量提高。同时，新闻院校需要调整办学理念，在培养一般记者、编辑的同时,要着力培养新闻媒体短缺的媒体经营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作者：朱青亮

 

每个星期，至少接到三四次这样的电话，就是新闻发布会的通知电话。通常，我会跟他们讲明白，我不会去。原因很简单，第一我不爱跑会；第二我去了也不能给他们发稿子，浪费一个名额不好，我知道有很多媒体可能要打破脑袋想参加一个会，还是留给他们吧；第三，我要在电话里问清楚，有没有车马费，如果有，对不起，别请我，拿了车马费也发不了稿子，还是把它送给能发稿子的媒体吧。不是我高风亮节，也不是我有多清高，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种猥锁的交易。您那要真是条新闻的话，不给钱也会扑上去的。

我这个想法大概是20年前做记者脑子里想的，现在早就改变了。记者很大程度上是靠车马费活着的，你可以想象，一张办得很烂的报纸，一本办的很糟糕的杂志，记者不是靠这个活着，还能靠什么活着，如此恶性循环。

车马费，又叫红包，好处费，是一种灰色交易，现如今已经成了媒体的潜规则、钱规则。我刚进入媒体的时候，正赶上这股歪风盛行，我当时在一家报纸工作，我曾经听到一个部门领导在打电话，对方是我国著名歌星，80年代走红，上过春节晚会，还出过事，曾经销声匿迹过，后来又复出。这个领导说得很直接，给一万块钱，写一整版，5000块钱，半个版面。后来，真的就写了一整版。

我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第一次拿到红包。当时是一家大报的朋友带我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吃好喝好之后还发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有些资料、唱片什么的。回到家里，把资料唱片拿出来，听了之后觉得没啥可写的，就扔到了一边。没几天，人家公司的人就电话打过来，问什么时候发稿子，我说没价值，发不了。过了一天，那个大报的朋友打电话给我，劝我把稿子发掉，我不明白，这篇稿子有这么重要么？非追着我发稿，我实在不明白。

过了好几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个手提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有200块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人家死乞白咧地追着我要发稿子。这200块钱我放在抽屉里一直不敢花掉，因为说不定他们会打电话把钱要回去。

这件事让我感到很烦，心理上从此就觉得好像每次拿到红包后就像做了贼一样，与其说为了这一两百块钱贪点小便宜然后整天被人追着发稿子心里难受，不如一开始就别碰。所以，能不去的新闻发布会，我坚决不去。我算了一下，如果我坚持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这种灰色收入要比我在三联拿的工资还要高。有时候，搞发布会的公司直截了当地说，来吧，发不发稿无所谓。这样的企宣老板应该解雇他。

我曾经对记者讲，如果你无法避免必须拿到红包的话，你就当帮人家进行一次资金流通，不要感到内疚，如果实在不踏实，就把钱给人家还回去，别在稿子上做文章。

常有新闻发布会骚扰电话，我就告诉对方：“你肯定没看过我们杂志，你看看哪个栏目可以给你们发通稿的？把我们当成《娱乐信报》了吧？就你还做公关呢？”类似《三联》这样的媒体现在有很多，在这类媒体工作的记者收入的确会比报纸记者少很多，但是心里踏实。

前几天，有个朋友从外地来北京，给某著名歌星搞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后来，跟这朋友聊天，他对我讲述了媒体记者拿红包现象，让我大吃一惊，真想不到，今天的记者已经到了这般田地：

——说某电视台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先是摄像来，领一份钱走了，之后是编导，领了一份钱走了，再之后是记者，领了一份钱走了，最后是摄像、记者和编导再签一次到，再领一份钱。
——说某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到了之后把名片递上去，主办方说，邀请名单里没有你，所以就意味着没有车马费。这时，该记者立刻拿出另一张名片，主办单位说，还没有，于是记者又拿出一张名片，主办方说，也没有……
——还有个某杂志记者，新闻发布会去晚了，就找到主办方负责人，说红包怎么不给我。负责人说，现在艺人正在采访，我先在里面接待一下，等完事后给你。几分钟后，该记者推门进去，说话声音很大：“红包怎么还不给我？”负责人赶紧把她拉到门外，小声说，采访完了就给你，稍等。没一会儿，该记者又推门进去，大声说：“怎么还不给我？”负责人又只好把她劝出来，如此反复三次。
——某电影新闻发布会，一名没有受邀请的记者闻讯前往，试图得到红包，主办方说，您的名字没有受邀之列，所以没有。该记者大怒：“怎么可以这样？这涉及到我的尊严问题。”我操，您还有尊严么？
——台湾某歌星在上海开新闻发布会，结果某报社去了两砣记者，在发布会领红包处不期而遇，于是两人怒目而视，其中一个说：“谁让你来的？”另一个说：“谁让你来的？”两个人便在现场舌剑唇枪地骂了起来。很明显，这家报纸只有一个红包的名额，却来了两砣记者，只好现场PK，残酷而又丢人。

我向胡淑芬总书记保证，上面的段子都是真的。

在我刚刚进入传媒的时候，看过胡舒立同学写的一本书《美国报海见闻录》，里面有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就是美国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连一把钥匙链都不能收，因为如果这样，被老板知道了，或是被同事知道了，会被鄙视的，所以，一个好记者，一定要洁身自好。说真的，我看到胡舒立写的这本书，挺佩服人家美国记者的，这叫荣誉感。在中国，就算是我们可以把荣誉感的标准降低到跟采访对象吃饭喝咖啡，也不能杜绝红包现象。

当这些当事人给我讲述这些红包记者的嘴脸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今天的记者真的作贱到这种地步了？可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到处都是这样的钱规则，于是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红包记者”、“红包新闻”。你想想，中国媒体的新闻本来做的就够烂的了，空间本来就已经够小的了，再充斥一些“红包新闻”，这报纸还能看么？

区区几百块钱，重重地压在记者的身上，让记者太沉重。

【明报专讯】上周，中国新闻史将记下一页的《冰点》事件峰回路转，周一（13日）网上发表了13名中共退休干部的公开信，为冰点讨个说法﹔周五（17日），中央派员到《中国青年报》宣布冰点将于3月1日复刊，但正副主编李 大 同及卢 跃 刚被免职。这个尚未结束的事件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

当局早对冰点不耐烦

谁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中宣部要对一份报纸的一个版面大动干戈，但众多分析都认为，断断不会是因为一篇讨论义和团是不是爱国运动的文章，而要采取恶劣、粗暴的手段。

去年11月出版的《冰点故事》，李 大 同详细描述了冰点的创刊经过，一些经典故事从采到编的来龙去脉，以及故事刊出后读者、当事人与官方的反应，当中或可窥见为何当局会对冰点不耐烦。

书中记载，1999年上海市政府请纳税人给公务员发工资，显示纳税人是公务员的衣食父母，没过几天，一名中央领导对此严肃批评，说公务员为纳税人服务是完全错误的观点，因为中国的财政收入主体还是国有企业，大部分群众的收入还没有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标准，还不是纳税人。而冰点却找来专家说明中国有增值税，国人从早上打开水龙头洗脸开始就间接地交了税，大题就叫《坐在家里喝口水，也在纳税》。李 大 同在组织这篇报道时，当然知道发表严肃批评的领导是江泽民。

唤醒读者自主意识

冰点报道所引起的反应是巨大的，经常会有成千上万读者来信来电。其中一名读者在读完一篇感人的报道后给编辑部写信说﹕「多年来，人们麻木了，习惯了妥协，遇到麻烦就逃避。这篇报道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误区。」试想，如果冰点每篇报道都惊醒一些人起来不妥协，政府官员就麻烦了。可是，好好处理麻烦，也可以形成良性结果。冰点刊登了一篇教师关于语文教育的批判和反思的文章，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立即指示成立新教材编纂班子，还邀请文章的作者参加，既顺应民意搞改革，也吸收基层参与。

《冰点故事》最后一句说，仅仅这一年当中（扩大为4个版），冰点周刊所发生的惊心动魄故事就足以写一本书。可以想象，冰点的故事不少是跟政府高层扯上关系，难怪当局对此不耐烦，要在春节前动手除之而后快。

同样感到不耐烦的有13名老干部，他们曾经是大学校长、主管党报或宣传部门的头头，他们要求中宣部交代、恢复冰点和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为什么这些有头有面的老人会不耐烦，一是他们过去反映意见的管道不再畅通，或者得不到足够重视﹔二是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已经不适宜内部解决，需要在社会中形成舆论压力，迫使改革加快步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共的改革过去都是发自自身的需求，外界只能起促进作用﹔对于新闻改革的前景，自言是天生乐观派的李 大 同在书中表示﹕「中国传播环境的时代性改善是不可否认的……如不发生大的动乱，进一步改善，我本人持乐观态度。」即使目前遭遇麻烦，但说话时还是嘻嘻哈哈的，足以说明他对此深信不误，当局宣布冰点复刊就是明证。虽然可以复刊，但基于人事变动及政府的压力，冰点不可能再扮演过去监督政府的功能。

李大同在书中还讲述了一件事﹕山东记者站一名记者写了一组稿未获录用，写了抗议信给编辑部，李 大同在回应时写道﹕「当你身处一架巨大的新闻机器之中──每一个齿轮的运转都必须服从于一个规定的速率时，单个零件的质地如何就变得次要了──如果不合适，可能导致整部机器停转的话，那么，除了换掉它，别无他途。」很不幸，他今天又再次成为次要的齿轮，遭遇被换掉的命运。



明报驻京记者 阮纪宏【逢周一刊出】

【明报专讯】春节前夕，《中国青年报》的每周特刊《冰点》因刊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批评内地历史教科书史观的文章，被中宣部下令停刊。在周刊主编李 大 同强力抗争和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下，特别是中共党内一批退休高官的声援下，当局破天荒地决定准许冰点于下月1日复刊，但须撤换正副主编。这场内地十多年来罕见的传媒人与中宣部官员之争的主角李 大 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宣部封杀冰点，与其说是针对袁伟时的文章，不如说是对冰点长期对当局「不敬」的「总清算」，袁伟时文章只不过是借口，因为冰点以往发表的诸多「擦边球」文章虽令当局不快，但当局却抓不到辫子，而袁文引起一些人反对，这就令当局认为抓到把柄，可以借机收拾冰点，「他们大概认为，有这个把柄后，掐死冰点就像掐死任何不听话的媒体一样容易，没想到，他们惹了大麻烦」。

李 大 同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冰点停刊后引起的民意反应之强烈，他们也始料不及。声援的电话和信件纷至沓来不必说，有一天编辑部还来了两个人，二话不说就放下厚厚一迭钱离去，编辑记者追都追不及。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外省曾经做过市长的高官，退位后做生意赚了钱，听说冰点被封，以为编辑记者失业了，特意送来1万元给编辑记者作津贴，同时表示声援冰点。

「为什么冰点被封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李 大 同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属于体制内，与过去一些因为打擦边球被整顿停刊的报刊不同，对那些犯规的报章，他们轻轻一掐就能把它掐死，但冰点不同，他们（当局）没有想到，他们的命令竟受到这么强力反抗，引起那么大的麻烦，而且他们事先还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比如选择春节到来前下手，提前给所有网站打招呼不许刊登有关消息等等。」李 大 同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

体制内媒体亦不满新闻管理

他表示，中国近年新闻报道的开放发展，主要是靠那些体制外市场化的媒体打头阵冲杀出来的，冰点事件显示，体制内的媒体也对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不满。他认为，中宣部封杀令甫刚出来十多天，马上就朝令夕改，只能让人联想到，复刊令一定来自更高的领导人，甚至是最高领导人。

中共改革开放形象涂了黑墨

「我没有证据，但我可以说，这个猜测是有道理的。」李 大 同说﹕「事件搞得这么大，国际影响这么恶劣，中宣部一定会有人要负责任，要倒霉。不信，咱们明年『（中共）十七大』再看。」至于当局宣布冰点复刊的同时又宣布免去他和副主编卢 跃 刚的职务，是否同样是来自最上面的决定，李 大 同认为这有待观察，但不排除是中宣部在上面的复刊令中擅加主意。「不管怎么说，这次封杀冰点，给中共改革开放的形象涂了黑墨，中宣部要负责。」

李 大 同不愿评论事件是否意味内地舆论环境进入「寒冬」，但他认为事件的确反映了中国新闻管理制度与日益繁荣的新闻事业不相适应的典型冲突。「坦白地说，内地的新闻事业与30年甚至20年前比，已经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他说﹕「二三十年前，我们很难想象诸如矿难这样导致重大伤亡的消息可以见报，但今天已司空见惯，说明当局的观念是有进步了。但社会在发展，进步也要继续才行。就像杂技演员走钢丝，停步的话肯定要掉下来，只有不停地，摇摇晃晃向前走。」

李 大 同不忌讳与记者探讨政权稳定与舆论开放之关系。他反对只是从负面去总结前苏联开放舆论的经验，同时也反对无序开放，「那是绝对不行的」，他说﹕「照中国国情，无序肯定会导致暴民统治，那中国就完了。」但他认为这绝不能成为今日中宣部所作所为的依据。「通过这次事件，我希望让他们知道，现行的制度有问题了，必须改革，通过改革中找出路，光靠压制行不通。」他说﹕「现在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中宣部为什么不首先身体力行呢﹖他们的做法依据是宪法或党章的哪一条、那一款﹖」

能经历新闻界暴风雨感足够

有33年中共党龄的李 大 同表示，他不在乎被免职，「我已经52岁了，经历过很多坎坷，到冰点前，曾在新闻研究所呆过5年，现在再回去也无所谓，正好有时间将计划中第二本《冰点故事》写出来。」他说﹕「能在中国新闻发展过程中经历这么一场暴风雨，并且成为风眼中的人物，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至于下月1日复刊的冰点，他认为，冰点的灵魂被剥夺后，就再已不是原来的冰点，「更何况，它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形下复刊，我真的不看好」。

明报驻京记者

2006年1月24日，《冰点》终被中宣部假手团中央的宣传机关下令停刊整顿，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图谋「一言堂」万寿无疆。然而无情的现实证明﹕恶性新闻管制的土壤注定要生长出李 大 同、卢 跃 刚、杜涌涛、贺延光和他们那个形弱质坚永葆朝气的冰点群体。这是历史的唯物论，这是生活的辩证法，不会依任何人的欲念而转移。

《冰点》坚守理念，十年不易。他们编发广大作者的智慧和良知，体现出舆论监督权力、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受到了广泛、持续的赞扬。这样一份显示先进性的党报周刊，竟遭蓄意封闭，消息传出，两岸舆论震惊或出意外，全球为之震动则属必然。

事出有因，它决非孤立个案。这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方法》、《战略与管理》等等等等报刊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其源大多出自该部的一个「阅评小组」。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行政府权力，应属越权，构成违宪。「阅评组」自始以「审」代「阅」，以「判」代「评」，根本名不副实。他们为了箝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除了扣帽子、打棍子之外，竟至发展到制造各类「黑名单」，暗中追查，待机而发，有时一个电话指示便完成了「执行」过程，使相对方失去了申辩的权利。他们的做法荒诞粗暴，全然不受法律约束。据知中央从未授予他们持有特权。他们甚至违背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文件精神，把励行法制、以法治国的国策从根本上架空。人们会提出问题﹕宣传机构不保护媒体，不保障言论自由，还有什么作用﹖

试看他们得胜称庆之后，人们得到的却只是舆论界尽失活气，新闻业几近枯萎。人们听不到争鸣，看不见和谐。「主流意识」也不知流到了何处。

然而，我们曾是高歌「不自由，毋宁死」追随革命进军建设的。诚然，我们都届暮年，但自信锐气不减，于是愿效梁任公「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回顾六七十年的教训，透过历史风云，深知一旦失去言论自由，当权者就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哪里会有心情舒畅，政通人和﹖而今纵览天下局势，又感悟一条规律﹕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不免引发群体对抗，导致动荡。古往今来，执政者用暴力维持强权政治，得到了多少血的教训，我们怎能失忆﹖

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其底线恰恰在于保障而不是给予，更不是赐予。而保障的基本要求应是﹕政权不得以国家的需要加以限制，例如不能借口「稳定」予以剥夺。经验证明﹕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处置孙志刚事件的经验是最好的例证。自由的舆论释放了冤抑，社会矛盾得以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司法的缺陷。汕尾事件的教训，更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言论自由的意义不在于保守固有文明，而在于能够导向不断的创新。取消言论自由注定会妨害创造力的发挥，因而应当尽快立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促进国家的进步兴旺，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二战后出台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对此都有示范性条款，何不接轨仿效﹖

概括以上申明，提出如下要求﹕

一、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

二、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三、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签名（以姓氏笔划为序）﹕

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锺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

2006年2月2日-于北京


相关评论1：

前毛泽东秘书李锐等13人发表公开信声援"冰点",谴责对媒体审查    

( 路透社 2006-02-14 09:12:02)

路透北京电---对抗中国当局将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停刊事件越演越烈，前毛泽东秘书李锐以及12位其它中国资深学者与前政府官员人士已针对此事发表谴责。

他们表示，这起停刊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为一「重大历史性事件」。

「历史证明：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他们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他们签署这封信的日期为2月2日，但在14日公开。

《冰点》的的创刊主编李 大 同对路透表示。许多联名签署人为赵紫阳与胡耀邦手下官员，他们反映出即使是党内老干部，也逐渐对媒体审查表达不满。赵紫阳与胡耀邦这两名在中共党内属于相对自由派的领导人于1980年代下台。

联名签署人除了毛泽东传记作者李锐，还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以及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

他们在公开信中说，中国绵密的信息管制将可能导致中国政治演化的可怕结果。「在集权制度向宪政制度转轨的历史关头，剥夺大众言论自由，不敢让人说话，一定会给政治转轨、社会转型埋下祸根。」

《冰点》近期刊登了中山大学历史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抨击中国教科书长期扭曲中国的历史。中宣部随后在1月24日将该周刊无限期停刊。(完)


相关评论2：

冰点申诉书被扣未达中纪委 13中共元老联署声援  

( 明报 2006-02-14 21:05:06)

【明报专讯】《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被停刊事件有新发展。冰点主编李 大 同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投诉中宣部封杀令违反中共党纪国法的申诉书，被共青团中央党组截下，未有转呈中纪委。据悉，共青团中央已指示中青报为冰点复刊制定「整顿复刊方案」。另外，包括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在内的13名中共元老月初公开联署，声援冰点，指事件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据了解，李 大 同不服中宣部的封杀令，上周一（6日）向中纪委递交申诉书，指中宣部有关负责人下令冰点停刊是违反中共党规和国家法律，要求中纪委追究该负责人的党纪责任。身为中共党员，李 大 同按照中共党章和党纪规定，将申诉书逐级递呈，而中青报社党组接下申诉书，并呈到上一级即共青团中央党组，由共青团中央党组呈交中纪委。

共青团中央拒上呈

不过，共青团中央党组研究后决定拒绝再向上呈交申诉书，前天（13日）经报社通知李 大 同有关决定。李 大 同昨日接受本报查询时证实有关消息，他认为共青团中央的决定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他感到无奈，并称会通过其它途径继续反映意见。

中青报的内部消息说，为淡化事件，共青团中央已指示中青报拟定冰点「整顿复刊」方案。虽然有迹象显示冰点可能复刊，但许多冰点的编辑及记者均表示前景不乐观。更有消息称，当局有意撤换一些太过「偏激」的主导人物才让冰点复刊。

另外，包括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中青报前社长兼中宣部前新闻局长锺沛璋、著名作家邵燕祥等13名中共元老，公开发表联署声明，声援冰点周刊。声明指冰点被封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是中宣部近几年屡屡封闭、改组诸如《新京报》、《岭南文化时报》、《环球经济导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报章杂志这类恶性管理行为的延续。

中共元老斥当局愚民

声明指出，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妄想永远把大众蒙在鼓里，贯彻愚民政策。言论自由对于提高执政能力不可一日缺失，广开言路有助于稳定。声明要求中宣部就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训，撤销「阅评小组」，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并尽快推出《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传媒的职业权利。

明报驻京记者报道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

鉴于中国青年报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严重错误，决定处理如下：

1、对中国青年报社党组副书记、总编辑李而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提出通报批评；

2、责成中国青年报对冰点周刊进行停刊整顿，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冰点周刊停刊整顿自2006年1月25日起。

希望中国青年报社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做好冰点周刊的停刊整顿工作，进一步端正冰点周刊的办刊指导思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遵守新闻宣传规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做好有关停刊整顿工作、切实改正错误的基础上，实现冰点周刊的复刊。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
2006年1月24日

中国时报二十六日刊登龙应台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胡锦涛」代表什么？锦涛先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 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